微信关注
中国科技创新人才
2018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话人才
作者:秦全胜时间:2018-04-10 16:52 来源:《中国科技人才》杂志

编者按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3月7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3月8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人才的培养开发、评价激励、流动配置等问题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本刊就新华社、《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中国组织人事报》《中国电子报》和《人民政协报》等刊登的63位代表委员的主要观点摘选编发。


一、关于人才培养开发方面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大学要坚守育人初心,加快“双一流”建设,努力为国家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高等教育正在面临重大变革,大学要在变革中保持定力。大学肩负的使命在不断增多,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到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但育人始终是第一位的,大学的定力就体现在对育人的坚守。世间上百年名校无非育人,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大学必须牢牢坚守的初心。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了“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追求内涵式发展的高等教育没有休止符。早在10年前,南京大学就开始关注学生未来的发展走向问题,实施了“三三制”培养模式改革。改革让学生有三条途径可以选择:一是专业学术道路,学校有专门设计好的课程模块和导师指导体系;二是交叉复合型人才,因为南京大学学科门类多,学生可以跨界学习;三是创业就业型人才,南京大学入选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改革是“牵一发动全身”,倒逼学校课程体系改革,也逐渐改变教师重视科研、不重视教学的教学生态。高等教育真是没有捷径可走,内涵式发展是一个缓慢变量。内涵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习总书记说,“强起来要靠创新,创新要靠人才”。我的理解就是,创新的关键是人。近年来,中国科大在量子通讯、量子计算、量子测量等量子相关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类似科大讯飞等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品也在世界人工智能领域占有重要一席。这些与科大和科大人的创新理念和实践是分不开的。这归功于中国科大精英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2018年,中国科大招生人数为1860人,比1958年创校之初还少40人。不靠数量,更重质量,同时,重视本科生教育,强调基本功。2017年12月23日,中国科大宣布成立生命科学与医学部,集中理工优势、理工医交叉融合发展“新医学”,以解决国家在医学方面的某些短板,未来,中国科大将更多地培养在医学应用领域的现代科技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来说,我国的博士人才数量还远远不够。国家应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对博士、硕士的培养,并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需求和学校的办学质量,适度放开培养指标。博士生指标应该向西部高校倾斜,缓解西部地区高端人才短缺的矛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建议关注优秀的本土人才。国家有很多从海外引进人才的计划,但缺乏对本土人才的政策倾斜。本土人才能竞争的计划海归也能竞争,而反过来就不行。当然,人才在本土成长也分两面看。对个人来说,为国家作贡献的同时,也更有优势进入到科研一线核心岗位,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但对国家来说,这些年轻人成长的过程本身就是为国家作贡献的过程。而且,像做卫星这样需要积累工程经验的活儿,也不是引进人才回来就能马上上手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因为,尽管国家科研实力迈上新台阶,但人才评价没有跟上科研环境改变的步伐,所以,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固然还要加强,但同时,对于本土成长的、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的年轻人,应该专门开辟一条通道,比如设立一个本土人才的“千人计划”。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方复全:基础理论研究具有前瞻性,国家应加大扶持力度,中国必须培养一大批人才队伍从事基础研究,要重视基础学科人才的培育。要立足本土,在中国大地上培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栋梁之才。只有立德树人,才能培养合格的教师、人民的教师、为学生呕心沥血付出的教师。既要育人,也要引人。一方面要把世界“顶尖高手”引进中国,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引进来”带动本土人才的培育。要通过引进一小批,带动一大批,实现引育结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丁奎岭:当前我们不缺大科学装置建设,也不缺研究计划,最应该突破的是如何培养更多优秀科研人才,组建针对性强的科研团队,取得更多原始创新成果。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要有良性的人才发展规划,不能“引进女婿,把儿子赶走”,要坚持引进与培养的结合。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教授丁光宏:应为国际人才在国内高校科研院所招收博士研究生、招聘科研助理与技术员等提供“绿色通道”,鼓励自主组建创新科研团队,鼓励在中国设立全球性研究与开发合作基地,以此为基础吸引更多国际人才加盟,打造开放的国际化队伍,同时也能够培养大批本土创新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日祥:建议基础研究有很多难以预料的可能性,要鼓励青年人才大胆探索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科协主席周然:领军人才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必须加快领军人才队伍建设,促进高端人才聚集;完善科技人才的激励机制和容错机制,鼓励青年科技人才成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张政文:双一流大学建设一定要把人才培养放到突出位置,培养一流人才的才是一流大学。不同学科专业人才培养不一样,各有各的规律,所以要实事求是,按人才培养的规律来培养。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副校长
宋宝安:贵州缺人才,人才少了,相对竞争就少了,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人,他就很容易迅速地成长起来。在相对的一个后发赶超的省份,有时劣势也是优势。培养教师对学校的认同感非常重要,要有文化认同、感情认同,要给他们舞台,大多科学工作者还是深爱一直奋斗的这片土地。

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校长张荣: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建立开创了中国高校走出国门办学的先河。中国高校走出国门办学的目标,是利用国际环境,培养具有多文化背景和驾驭复杂国际事务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西部高校培养的应该是能够干事创业,具有西部烙印,能立足西部,又能面向世界的人才,并为他们构建干事创业的条件和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赵长禄:我国在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的建设,并且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高校的人才培养应该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进行人才供给侧的改革。人才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应用目标为导向,进行超前布局。首先要明确人才的需求,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模式。其次要强化产教结合,和企业一起分析对人才的需求,共同策划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发力参与其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后要在国家层面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国务院各部门协同发力,实现超前布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郝跃: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智能应用驱动、大数据积累、集成电路芯片发展以及相关理论算法的提升。它是一个复合型新兴交叉学科,包括数学、物理、电子信息、通信、物联网和大数据,以及微电子集成电路等多个领域。因为跨度大,所以培养人才的难度也大。增加人工智能人才供给,这件事情高校必须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已经开设了人工智能学院,今年9月,就将迎来第一批学生。怎么把学生教出来?一方面,要做强基础,在计算方法、芯片设计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要应对产业需求,联动产学研,把技术落地成产品。建议国家可以建设若干个人工智能示范性平台,这包括若干产业化示范性平台和若干基础研究平台,“两条腿”走路。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必须人才先行。期盼国家相关部委联合支持“人工智能尖端人才培养计划”,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基础研究与融合创新应用进行定向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佳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建议从人才层面来说,需要加强高端人才储备,发挥数据经济优势,促进更多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落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
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我们现在必须在社会最关键的人才,包括医务人员的培养上拿出社会成本,必须理顺社会机制。这个办法社会不能只是去谈,而是真正从根本上拿出一个吸引最优秀人才从医,让从医者有一个良好职业前景的社会机制才行。教育上有两个问题决定最后产出毕业生的素养。第一个因素,这个行业是受社会尊敬的行业,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都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从医,也就是他的职业前景要好。这是教育的第一个关键点。第二个关键点,医生需要严格的培养,而且是长时间大量的知识技能来训练和培养,要让最优秀人才在这个过程中愿意当学生,愿意接受严格和严酷的培训。怎么保证最优秀的人才来从医,这已经是目前整个社会不得不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技术
教育学院副院长潘桂仙:传统产业需要升级改造,高校的人才培养和专业设置也要与社会和市场的需求相接轨。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注意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蓬勃趋势时,及时对新增设的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增加相关课程方向,使得培养的学生更加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除通过产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实践环节外,学校通过启迪众创空间、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汇聚有创新潜力的同学,鼓励更多想法的碰撞和创新实践。培育创新型人才还需要创新型的老师。思想开放、科研能力强,能够融通校企资源的老师往往更具创新性,也更有利于培养创新型的学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C919大型客机总设计师吴光辉:要实现创新发展,不仅要吸引国际上人才向我们聚集,更要重视自主培养人才。创新是我们大飞机发展的动力,但是人才才是我们发展的核心,如果没有人才,其他的发展都成了空谈。中国商飞正是以“培养自己的人才”牢牢抓住核心技术的发展。目前,公司人才中75%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部分人现在已是很多岗位上的骨干。到下一个机型,就有可能成为专家。而这些人才,也将真正成为国家发展源源不断的资源。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马化腾:科技创新的核心是人,建议政府设立“青少年科学发展”专项基金,在基础教育层面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同时引导企业、研究企业、研究结构、科学场馆等开放自身资源,深入参与其中。

全国人大代表 沈阳建筑大学机械学院院长张珂: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强高端人才的培养,并且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放在首位,为辽宁振兴培养更多的后备人才,把更多的人才留在辽宁建功立业。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省文联
主席张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才的优先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必须予以重视。建议把人力资源开发放到乡村振兴战略首要位置。加强和改进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真正把党管人才工作覆盖到农村,并把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纳入考核体系;加快出台乡村振兴中长期规划,把人力资源开发放到规划的首要位置,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发展条件,让农村人才具有稳定、清晰的发展预期。乡村振兴还应实施人才协同战略,系统解决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落后的现状。一方面,要到农村一线锻炼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形成人才向农村流动的用人导向;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以培养当地农民人才为主,加快实现由简单“办班”向系统“育人”转变,定向培训一批能适应现代农业、有志于扎根农村的农民大学生。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潜山县黄铺镇黄铺村
党委书记王绍南:乡村振兴基础在村、村级发展关键在业、产业发展急需人才。如何做好农村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工作,是推动乡村振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建议立足实际,从多个层面进行统筹解决村级发展人才问题:一是从“上”想办法,把人才“放下来”,因村制宜配发展人才。做好顶层设计,由村级根据发展实际,提出急需人才“清单”。各级党委政府统筹安排具备相应能力的人才到村挂职或任职,帮助村级解决发展问题。二是从“外”想办法,把人才“请进来”,因业制宜招技术人才。乡村产业发展需要一批长期扎根乡村的专业技术人才,在上级配备不足的情况下,可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通过村集体以良好环境招引新型经营主体、以优惠政策招引技术人才。三是从“内”想办法,把人才“稳下来”,因地制宜育乡土人才。吸引本地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带动就业。对村级干部、村内招引的人才,在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选拔中给予政策倾斜。要激励村级干部干事创业,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稳定村“两委”干部队伍。盘活村级集体“三资”,支持作风好、有头脑的村干部大胆决策,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上闯出新路。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宣化县东望山乡常峪口
联合党总支书记郭建仁:把人才引进农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步。当下农村的资产资源其实相当丰富,很多空心村普遍存在“三多”情况(老龄人口多,儿童多,妇女多),导致空心村的建设用地、林业资源都“虚位以待”,迫切需要有能力、有知识、懂科技的人才来农村进行开发,才能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农村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发展路径,有了好政策,引进好人才,未来的农村一定是绿水青山的好风光!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湘西州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党总支书记龙献文:实现乡村振兴,人才也是关键。新时代的农村建设更需要人才,特别是懂技术、爱农业爱农村的一些新型职业人才,这要求我们创造的条件足够吸引他们,让人才回得来、留得下。国家应多出台一些利好政策,吸引人才返乡就业、创业。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怀柔区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王全:乡村振兴最需要两类人才。一是缺乏管理人才。包括村支书等干部,这是需要国家培养的,也需要一些大学生转变观念。以前农村工资低,村干部一年只有两三万,不光大学生不来,我们自己也觉得低;现在农村工资比以前高了。二是缺乏专业人才。农村现在还是落后,缺少实干型人才。大学生毕业后回去发展农村,政府应该支持,包括资金补贴、政策支持等。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
书记裴春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用人才聚人气。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人,乡村有了人才就有了活力,聚起了人气就有了后劲。首先,需要有一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其次,吸引回来年轻的,现在大部分青年农民离开土地和农村,但又无法安全融入城市,需要通过支农惠家政策吸引他们返乡创业,让他们看到希望。第三,教育好年幼的,要大力发挥乡村教育,优化均衡教育资源,让农村的孩子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为乡村振兴储备人才。


二、关于人才评价激励方面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人是改革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才的评价机制就好比乐队的指挥棒。这根“指挥棒”具有极大的导向作用,能带来人才“涌现效应”,因此应更加看重对人才的多元化评价机制。人才评价归根到底,还是要激发人的动力、活力和潜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赵宇亮:在人才政策上一定要避免“管理市场化、评价数字化、人才帽子化、理念功利化”的“四化”现象。要改革人才评价体系,国家要尽早细化人才评价指标,分类考察各类人才的专业性和成果质量、创新性和成果效益,以实际贡献为评价导向,把投入产出比纳入人才考核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在各个单位,不论是晋升还是考量绩效,都会把专利、发表文章、文章的引用数和文章所发表杂志的影响因子作为标准,但论文不足以说明科技实力,建议进一步改进科学评价体系,这需要全社会达成一种共识。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教授张水波:建议人才评价指标要根据其工作体现的“最终价值”而不是“中间表象”来确定。这需要设计一套复杂的评价系统,根据其工作任务和性质来评价,比如基础科学研究看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应用研究可以看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价值。在人才评价机制中,更应引导“培养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急需的人才”这一时代要求,对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的人才,在评价上要予以倾斜,达到人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使人才这个稀缺资源真正发挥其增值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科技评价体系改革事关创新型国家建设成败,当前科技评价体系有的指标过度量化,激励机制还需要考虑学术生态环境。建议规范政府主导的各种评价评比、激励奖励,不能让评估变成“指挥棒”,而要鼓励专家学者扎扎实实做学问、潜心耐心求创新,致力于做真正“从零到一”的创新性研究。

全国政协委员、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
李子颖:要更好地引导科研人员从事真正的基础研究工作,科技评价体系也要及时作出调整,要让大家觉得搞基础研究很光荣,也愿意去搞。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副所长徐旭东:建议:一是要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试验推广等分类评价,不能用刊物影响因子、经济效益之类的简单量化标准;二是要注重不同科学技术问题的“个性特征”,只有充分了解特定领域的发展水平、难点所在,才能较恰当地“掂量”出成果的价值和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普通的医生和护士要晋升职称,也要拿成果奖、发论文,这种人才评价认定机制太机械了。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了深化“放管服”改革,人才认定和评价也应该及时破除陈规旧章,对于一般的职称评定,都应按照自己单位和行业的特点来确定,这样就能避免论文泛滥,也让人才能腾出更多精力做好本职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李灿:现在人才和科研成果考评方式过于单一化和一刀切,主要以论文为导向指标,造成了大量工作上不着天,下不接地,既没有攻克基础科学里的难题,又没有解决应用基础科学中的核心问题。如杰出青年基金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衡量青年学者科研能力和成就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成为科研、教育单位选人、用人的重要参考,甚至成为单位衡量业绩的重要指标。但是,因为评审标准单一,缺点也逐渐显现出来。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研究都以论文和论文影响因子为主要判断依据,使真正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受论文发表数量所困,不能心无旁骛地坐冷板凳去攻克科学难题;反过来,应用基础研究者又不能全身心去攻克重大应用中的关键问题。如此下去,就算我国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文章数量继续攀升,也不一定能做出相应的创新性成果,不利于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为了科学、精准地遴选和资助青年学者,杰出青年基金在评审时应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以区分,真正鼓励那些把基础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工作扩展到应用研究领域、或将在应用研究中发现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并做出突出工作的青年科学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我们需要防范科教人才政策的异化。近年来我国各种人才计划繁多重叠,往往又混淆了人才研究项目与人才称号的差别;在各高校与研究院所的人事改革中,过度强调了与人才称号的关联,形成了“不是人才没法活”,即没有“帽子”就进不了长聘系列的情况,并且“帽子”与薪酬体系过度挂钩,与原有的职称体系形成矛盾。尽管在“双一流”遴选体系中没有直接的人才指标,高校的“双一流”建设还是异化为“挖人”大战,那些经济实力强的、资源配套全的、声誉卓著的、个人发展潜力大的高校往往占有先机。目前必须妥善梳理一下我国的科教人才政策。今后国家要审慎出台新的人才计划,及时终止那些实施效果不佳的现有计划,分类别梳理各种人才“帽子”,避免同一发展阶段的人才计划的执行期交叠。高校、研究院所的薪酬不要与人才计划过度挂钩,既要注意到二八现象,也要顾及相同职称、年资研究者之间的基尼系数。要杜绝人才层级化,人才是对罕见才能的认可,而不是社会地位的层级。同样,在各种项目、人才称号评审中,也不应罗列所有的人才帽子,避免马太效应。

全国人大代表、联泓集团董事长郑月明:早前,企业在寻找吸引人才时,多是将薪资待遇摆在前面。现在,则更注重为人才提供技能与机会的匹配。对于吸引已经拥有优势技术、产品的团队,企业更要提供创业条件和发展环境。企业管理模式创新、新技术引进都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吸引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国际人才,是当前业界关注的话题。这些人才多有跨国公司的从业经历,需要进行个性化培养、人才复盘,提供更多舞台和机会。要与市场对标,不能封闭式培养,要推动交换式培养。在激励机制上,构建短期激励与长远激励相结合的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铁道大学教授杜彦良:当前,我国缺少世界顶级科学家、高水平领军人才,这是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特别是随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国家实验室、综合创新平台的建成,更需要一大批世界级高水平人才。应从国家层面,系统地、全方位、立体化地整合创新人才激励政策,包括从选拔、培养到使用、评估等各环节,让人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进一步提高这些人才的待遇。

全国政协委员、湘潭大学副校长刘长庚:建议:一是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力度;二是减少信息不对称,鼓励产学研一体化,以合作方式降低各方获取科技成果的信息成本,大力发展科技职业经纪人队伍,探索引导构建成果处置的公证机制,引入专业化社会中介服务;三是推动好的政策落地见效,放开对高校、科研院所优秀科技人员在转化科技成果方面的相关限制。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科美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陈勇彪:企业要想发展,做大做强,就必须出新产品,同时创新管理模式,不然只会走下坡路。现在的企业竞争其本质也是人才的竞争。要鼓励人才创新,高度重视创新成果奖励,同时畅通人才晋升渠道,尊才、惜才氛围浓厚,让那些有真才实学、作出重要贡献的人才有成就感、获得感,实现“名利双收”。

全国政协委员、合肥市政府副市长汪利民:建议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为科技人员成果转化保驾护航,将有利于进一步鼓励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金陵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春生:建议政府应改变目前单纯以知识产权申请数量指标作为奖励和资助的规定,加大对源于科技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的奖励和资助,突出加大对优秀科技创新成果的高质量知识产权的奖励和资助。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技术
评估与转移服务中心主任杨帆:就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建议有关部门尽快针对政府工作报告中释放的政策红利制定具体而操作性强的举措,同时进一步改革对成果转化收益的税收优惠力度,加强相关法规政策对成果转化收益税收优惠及实施流程等规定的一致性。就如何提高科研人员的获得感,建议进一步对科技管理的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实施科研项目梯次接续的机制,提高项目研究的持续性支持和延续性推进,通过实实在在的举措更好地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三、关于人才流动配置方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
李言荣:人才流动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反对那种直接“抱人家下蛋母鸡”的做法。建设一流高校,关键还是要留住人才。建设“双一流”大学及有特色、高水平的大学,需要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当前一流人才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川大每年拿出两个亿面向全球招募人才,未来还会在人才引进方面下更大力气。今年,川大提出新的“海纳计划”,这是“全民战略”,每一个川大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为川大招募人才,围绕人才服务。川大有一个“三番”规划,在现在的基础上,杰出人才人数翻“三番”。这样,在未来五年,四川大学才能够实现“双一流”目标。但西部高校给出的物质待遇普遍比东部沿海地区低,吸引高端人才难度很大。建议:针对西部高校,由国家联合地方政府成立“西部人才专项联合基金”,助力西部高校培养和引进人才。除学校给予人才的特别薪水待遇外,可以由专项基金为人才补齐与东部沿海高校相匹配待遇的差额部分。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
人才流动是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活力所在。人才的合理流动要有序化,要合理化,要为发展所用。应尽量减少对其他高校的影响,或者拉大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有些地区应该眼界高一点,从国际市场上引进人才。而那些经常被挖人才的单位,也应增加人才的文化认同感。这些也是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方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
张政文:“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自然规律,资源都向优势端聚集,这也是自然规律,学校要考虑怎么去重新配置资源,怎么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来稳定队伍、合理流动。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和东部相比,西部的人才引进还有很大差距。真正消除这种不平衡,最终还是要靠西部自身的发展壮大,也希望在西部发展壮大之前,一批有志于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做贡献的年轻人能投身西部。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政策方面,希望国家在资源配置上关注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并向西部倾斜。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人才是导致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的因素之一,要解决这一问题,培养与引进人才二者不可偏废。一要为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创造良好的氛围。如果一个地区的发展、平台、制度体系、文化体系可以支撑这个地方发展,适应人才成长,就会有很多人来这儿工作。二要发挥区域自己培养人才的能力。一个地区高端人才可以引进,但是自身总体上要有支撑区域发展的人才培养的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鼓励人才“西流”,需要政策支持。当前,人才流动更多受市场规律支配。随着东西部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加剧,西部地区汇聚人才正面临困难。面对今后的发展任务,一方面需要西部高校充分挖掘自身潜能;另一方面,更需要国家提供特殊的政策支持,鼓励和推动人才向西部流动,扎根西部、建设西部。首先,要发挥各类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项目的引导作用。在各类国家人才工程遴选过程中,切实加大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倾斜力度,留出一定名额或者设立专项,同时对入选人员增加一定比例(比如10%~20%)的奖励经费,以吸引和鼓励一批高层次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到西部地区高校干事创业。其次,应在西部建立一批有明显优势特色的国家级平台。针对西部自然和人文特色、优势,结合国家战略和需求,在西部重点部署建设一批国家级研究基地、野外台站,同时部署一批重大研发项目,以吸引高层次人才赴西部从事研发工作。最后,要切实落实中央促进人才向西部流动的待遇激励导向。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以限高抬低为原则,制定并出台更有利于人才向西流动的政策。一方面可以设立西部人才队伍建设专项,另一方面可提高西部人才队伍的生活待遇及退休保障,通过绩效工资、公积金、养老金乃至税收优惠等改革,使西部人才待遇不低于甚至高于东部地区。通过多种手段,相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西部人才相对匮乏的状况。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研究员蔡晓红:西部要发展,必须高度关注并解决西部人才“引不来,稳不住”的问题。国家要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增加中央转移支付,大幅度提高西部地区薪酬待遇,使西部能与东部地区同类人员享受大体相当,甚至更高的工资福利待遇,从根本上遏制并进而扭转西部人才加速流失的现状。国家应该在人才专项、科研项目立项上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倾斜,并对高层次人才实行协议薪酬和个税减免政策,创造西部地区人才稳定和吸引的良好软环境。增加对科研院所稳定性投入所占的比例,对科研人员实行年薪制,其收入不直接与申请课题经费挂钩,让科学家能专心做科研。要鼓励优秀人才投身科研,在西部扎根发展,对于全职在西部研究所和院校工作的人员,自到单位工作起计算周期,满足工作年限后进行奖励。同时由于西部地区社会统筹较低,养老金较低,西部地区应该实施养老金补贴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科技厅厅长赖明勇:要结合重点发展领域、产业链和创新链,对接需求,找到人才;要为引进人才构筑平台,重视科技成果,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形成良性循环;可实行“弹性引才”的方法,引进高科技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各个高校人才竞争十分激烈,教师流动不可避免。经济学上我们常讲顺差,而人才流动我们喜欢讲逆差,都希望优秀的老师能进来,自己的人才不被挖走。为了留住精英、吸引人才,事业留人、情感留人、待遇留人一个都不能少,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人才机制,促进人才规范合理流动。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卢克平:希望教育部在“双一流”建设中,在政策、经费支持上,对地方高校和部属高校一视同仁。建议像设立特岗教师一样,设立自然科学基金地方项目一样,设立中西部计划专项,设立长江学者等岗位,鼓励优秀人才在中西部高校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周旬:人才引进标准需要完善,引进人才的标准在有些地方和机构还比较单一,对人才来讲,除了看他的名头以外,更重要的是要看他的能力、人品和他未来的贡献。人才引进贵在精准,要加强人才工作引进的顶层设计和机制体制创新,引进高端人才需要因人才特点量身定做一个“引才”的队伍或机构,有专门的人从要引进的人才所在的行业里纵向横向对比,去识这个才,否则仅仅靠制度是不能做到精准的。为人才提供个性化服务,目前人才回国后会碰到与学历认证、出入境证件、社会保险、家庭配偶、子女入学等相关的各种问题,每个人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需要个性化
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徐立毅:引才要精准,一方面是引才与城市定位和未来发展相匹配,另一方面城市要努力为人才提供最佳的“生态系统”。杭州正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就像巨大的磁石,能促使人才汇聚,但吸引人才需要提供好的环境。我们要对生活成本、制度交易成本、时间成本做减法,对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文化文明做加法。这样,城市才是好的生态系统,能吸引人,留住人,并成就人的梦想。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南京土壤所所长沈仁芳:由于优质大学林立,中科院的科研院所还是需要在留住人才方面下一些功夫。七八年前的那段时间,江苏省加大了对高校建设发展的支持力度,研究所走了一些人,近几年才逐渐稳定下来。稳定下来,不仅是因为高校发展渐趋稳定,也得益于研究所自身的努力。守住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基础研究。我们的发展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丢掉基础研究。现在南京土壤所之所以在学界有一定的地位,靠的也是过去打下来的基础研究的底子。尽管如今提高待遇是很重要的留人要素,但是事业留人、感情留人仍然是起作用的。中科院的牌子很老,找我们做项目的人很多,他们找我们就是因为认准了中科院的老牌子。

全国人大代表、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铍材
研究所所长王东新:作为企业的一线科技人员,我深刻体会到人才才是决定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抓住了人才,尤其是抓住了高层次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高层次管理人才,就等于抓住了发展的关键点。我想国家能不能在制定具体政策时,考虑西部人才培育和引进等方面的工作,从国家层面给予适当的政策和财政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副院长孙丰源:建议统一外籍专家国家千人计划项目的申报条件,取消对华裔外籍专家申报的限制。作为外籍专家,无论是否华裔均可申报。将华裔外籍专家申报千人计划的申请年龄与非华裔外籍专家的申报年龄统一,均为65岁以下,这样进一步广泛吸引更多国外有成就的华商专家回国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张新:受多种因素影响,新疆相对缺乏创新型人才、专家技术人才以及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为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充分发挥人才对推动新疆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建议国家对新疆人才队伍建设予以特殊支持:一是给予新疆企业在引进国内高层次人才配套政策方面给予更多政策倾斜;二对新疆企业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来疆工作方面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平台;三是给予新疆民营企业高层次引进人才在“千人计划”等国家人才工程计划中更多政策倾斜。


四、关于培育创新文化环境方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院长郑裕国:希望全社会能形成同等对待本土人才和引进人才的良好氛围,尤其是要改变和完善评价体系,给本土人才提供创业创新的平台和机遇,让他们更好地服务于区域乃至全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药学部主任段树民: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是自主创新,基础科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往往是颠覆性的。科研工作者期盼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发挥自由探索精神、释放更大创新潜能,沉下心“打持久战”。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淮北市市长戴启远:要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一要优化环境,出台政策措施,营造社会舆论导向;二要打造创业就业平台,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三要提升创业就业能力,教育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主动投身创业。

全国人大代表、长丰汽车董事长李建新:创新需要好的氛围环境。发挥人才这第一资源,除了制度的保障和激励之外,大环境的创新氛围也是十分重要的,比如美国的硅谷、武汉的光谷、北京的中关村等等,就有着一个浓厚的创新氛围。并非所有的创新都是成功的,我们需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政府应该出台更多的激励政策,鼓励企业、学院甚至整个社会去勇于去创新。